有利于当事人认罪服法

“这是继５月３０日中纪委下发‘八项禁令’之后，‘两高’为依法惩治受贿犯罪所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有利于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委员会副主任杨矿生律师介绍说。

“《意见》的出台，减少了模糊空间，有利于加强反贪工作。”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委员会主任许兰亭律师认为，对受贿犯罪，过去法律规定不太明确，罪轻罪重、无罪有罪，标准不太统一，既影响了法律的统一性，也给辩护工作带来很大压力。“《意见》出台后，界限明确了，下一步律师能够更好地依法执业，更准确更好地依法辩护。”

杨矿生认为，《意见》加大了对受贿的打击力度和打击面，对各种新型受贿情形都作出了较为明确的界定。“《意见》有利于我们依法辩护，有利于做家属和当事人的工作，使当事人认罪服法。”

有人认为，《意见》的出台将会使受贿案件大增。对这一观点，北京律协刑事诉讼法委员会委员韩冰律师认为，“短期内受贿案件可能会有所增加，但数字不会很大。”韩冰说，权钱交易是受贿罪最本质的特点，《意见》只是对权钱交易进行细化、量化，并没有对制度层面（即立法上）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产生影响。《意见》是中纪委“八项禁令”在司法上的延伸：中纪委在通知中要求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共产党员在“３０日内主动说清问题的可考虑从宽处理”。《意见》第十二条也要求正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目的在于“惩处少数，教育多数”。

有利于消除司法腐败

“《意见》规定的这十类情形以前没有明确的规定，律师有很大的辩护空间。”许兰亭认为，《意见》压缩了律师的辩护空间。

“依法办案，当然规定得越清楚越好。”对此，杨矿生则认为，《意见》为辩护提供了一个思路，只要不在《意见》规定的十条之内，就不是受贿。在这些问题上，检察官、法官、律师以及当事人更容易达成共识，律师的辩护更具有针对性，律师和当事人也能够更好地沟通。

杨矿生同时认为，《意见》是“开了大门，堵了后门”。他说，过去对于新型受贿行为，各方认识不同，有时分歧很大，也给法官和当事人之间留下空间。此前爆出的一些司法腐败案件中，就有律师与法官相勾结的现象。杨矿生说，“《意见》堵塞了法律漏洞，有利于弥合各方分歧，防止个别法官、律师相勾结，从而遏制司法腐败。”

疑难问题还有待于实践中完善

规范性文件都具有抽象性、概括性、模糊性的特点。对此，韩冰认为，《意见》虽然对受贿罪进行了细化，但仍存在抽象、概括的地方，这就需要在实践中，寻求解决方法，完善制度。

杨矿生认为，《意见》有四个问题还有待于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第一，《意见》第一条提到“特定人”，实践中可能会出现对“特定人”理解的争议。“什么叫特定人，是否包括特定人群？针对某一特定人群或者某几类特定人群优惠，市场上其他人享受不到，能否认定为受贿？”

第二，第四条关于干股的规定，可能涉及到什么是“干股”的争议。公司可能会盈利，也可能亏本，受贿数额按照转让股份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还是案发时股份价值计算？

第三，关于赌博的规定。实践中，受贿数额按赌资算还是按最终的输赢钱数算，会产生争议。如果送１０万元赌资，赌博中全输了，受贿数额如何认定？

第四，《意见》在讲到特定关系人时，第六条规定“要求或者接受”都构成受贿，第七条是“授意”方才够罪。这里本质是一样的，两个规定应该统一，都应该是“要求或者接受”。

最后，杨矿生建议，在修改刑法的时候，应尽快将该《意见》纳入刑法，使这一规定更具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