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透露，律师在场权有望写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 　　警察、检察官等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享有在场的权利，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在1996年作出重大修改之后，又将开始新一轮的修订。据悉，这次修改幅度将会更大，影响范围将会更广。 　　如果“律师在场权”能够落实，这将成为即将新修改的刑诉法的重大亮点之一，也将是中国刑事法治的一大进步。 　　事实上，在两年前，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就已承接了一项联合国资助的项目，在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进行侦查人员讯问时律师在场监督的试点，要求一部分案件警察在第一次提审犯罪嫌疑人时必须通知律师到场。该项目第一阶段（为期六个月）的试点已经结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也得到大部分办案民警的赞同。 　　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允许律师在场，这意味着什么？在目前，警察、检察官等办案人员在提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犯罪嫌疑人不仅无权主张“我有权保持沉默”，而且也无权主张在讯问时让律师到场，相反，我们却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去看守所会见嫌疑人时，侦查机关“认为必要时可以派员在场”，这事实上反映了对律师的不信任和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限制。 　　从本质上看，侦查人员讯问时律师在场不仅是律师的权利，更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因为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处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弱者地位，如能允许其在接受讯问时聘请律师到场，这确实有助于维护嫌疑人的权利，它事实上使“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这一宪法权利得到具体落实。 　　一般认为，侦查人员讯问时律师的在场权，有助于保护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尤其是有利于防止刑讯逼供，防止以威胁、欺骗、利诱等方式讯问。但是，我们不能奢望仅凭此就能全部解决刑事诉讼中的刑讯逼供问题。因为看守所作为嫌犯的羁押场所，隶属于公安机关，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所以已有学者呼吁将看守所分离出去交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同时对侦查人员讯问嫌疑人的时间、方式和地点等都加以明确限制，才能真正有助于防止刑讯和非法讯问。 　　当然，在本次刑诉法修改的讨论中，律师在场权的确立问题也会面临阻力。因为在一些侦查机关，许多案件的侦查都是从嫌疑人的口供入手的，而如果确立了律师的在场权，警察讯问时必须通知律师到场，那么就会降低效率，妨碍侦查，致使大部分案件侦破不了，从而导致放纵犯罪。但我们认为，要从整体上看到律师在场对于保护嫌疑人权益的重大意义，在侦查模式上要摒弃长期以来的“口供中心主义”，把侦查的重点切实转移到物证和其他一些科技证据上来。 　　同时，我们应意识到，“律师在场权”的落实还有律师本身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国家的律师数量非常有限，全国只有12万左右的律师，如果刑诉法修改后增加了侦查人员讯问时律师的在场权，那么哪里有那么多的律师参与？另一方面，许多嫌疑人如果因为经济困难请不起律师，而我国法律援助又达不到给所有人请律师的地步，那么让律师到场也很难实现。这些都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只有建立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才能根本上保证律师在侦查人员讯问时在场权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