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法律没有规定救济手段
北京市开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郭建萍
我国的宪法、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举报人、证人举报和作证的权利，最高人民检察院、中纪委、监察部等部门也有相关的文件涉及保护举报人、证人的权利，但最关键的问题是，目前没有规定当举报人、证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如何救济。（本报记者 刘世昕整理）
举报人权利意识正在觉醒
从权利义务对等角度构建证人保护制度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 刘品新
鲍宇和另外两名举报人与交通银行之间的争论，从微观上说，可能是鲍宇和另外两名举报人在当地生活遇到困难，必须寻求法律和国家的帮助和保护；而从宏观上，或从更高层次上说，他更愿意理解为我国证人权利意识的觉醒。
依据法律，广义的“证人”包括举报人、证人以及鉴定人。因此，鲍宇和另外两名举报人的相关权利诉求应该归于法律上的作为“证人”的权利诉求。
以前，无论从法律上还是意识上，人们普遍认为，“作证”更多地是为国家履行义务，没有很强烈的权利意识。但现在法制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正处于走向权利的一个时代，人们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调权利义务对等，这就要求我们对证人的权利有相应的规范。
一般来说，很少有人打击报复证人，但时至今日，打击报复证人的现象已经较多了，而且，对证人的打击报复，有的来自当事的自然人，也有的来自公检法司等国家公务人员，后者的威胁有时比前者更“可怕”。在这种情下，有关部门应该用新的思路来调整证人作证制度，从权利义务对等的角度来构建证人保护制度。
目前，中国在证人保护方面，多是宣示性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他列举了4点，一是法律规定不是很具体；二是没有相关的机构去保护；第三缺少经费；第四是有些司法机关因为需要证人的合作，也做一些保护的事情，但很多时候，他们的保护并不能一直进行下去。
从一些案例看，国内对于证人保护的问题很多，不能对证人进行有效的保护。按照国外的“成熟管理办法”，案子出来以后，首先要审批，即审批要不要给予当事证人必要的保护以及怎么保护等等。而目前在我国，这些都没有办法去操作。就拿此案当事的交行来说，“即使想保护，但没有钱，没有权力，怎么来保护？”这就会造成负面影响，其结果是“证人”不敢作证。
除了证人保护之外，关于证人的经济补偿、豁免权、特免权等许多证人的权利问题，在我国的相关法规中，目前都没有可操作的规定。
（本报记者 万兴亚 实习生 杨思远整理）
建议对举报人进行特殊保障
有媒体报道说，2004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监察厅副厅长储亚平向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建议，建立举报人特殊保障制度。“很多举报人愿意检举贪官，但当纪检部门真要去查时，大部分人却又不敢站出来说话了。”储亚平说，这说明我们缺乏保护机制，举报者没有安全感。反腐败工作要往前推进，关键是要把民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储亚平建议尽快出台《举报法》，对举报贪官者进行全方位的法律保障。一是保密，对举报人的姓名、住址、身份等基本情况，举报机关不得泄密、失密，对泄密者从严查处。二是严厉惩处打击报复行为，从党纪、政纪处分到民事、行政责任，直到追究刑事责任。三是建立举报人特殊保障制度，举报人因举报重大案件线索而遭受打击报复，存在危险的，有权获得特殊援助。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