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新个税法只是让广大工薪阶层纳税人少交了三五斗，并没有 改变工薪阶层作为个税主力军的畸形事实。本次税改的资料显示，起征点从800元调到1600元，大致可以使工薪阶层的纳税面从60％左右降到26％，而国家财政则因此减收280亿元左右。从表面上看，个税起征点提高后，工薪阶层纳税人数是减少了，但是减少的正是工薪阶层纳税人中的低收入人群，中高收入工薪阶层不仅依然是缴纳个税的主力军，而且由于税率并没有调整，他们的总体税负也并没有减轻。富人，也即真正意义上的高收者并没有成为缴纳个税的核心力量。所以，从个税的社会收入分配调节作用来看，此次税改还远未达到目的。

　　其次，扣除标准粗放化，起征点一刀切伤害老百姓。大家知道，个税征收有一个世界通行的立法原则就是税前基本生活成本扣除。世界上许多国家在此方面都有极具人性化的制度设计，而不是简单地“一刀切”。比如德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每年都要调整，美国“宽免额”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而按一定比例减少，当收入高到一定程度后，每赚一分钱都要纳税。在印度，妇女的起征点要高于男性，享受优待。而在许多国家，政府往往根据不同的家庭情况采取不同的个税起征点。但是，此次的个税调整，在扣除标准上，没有考虑全国地区差异悬殊的实际，也没有考虑不同个人与家庭生活成本开支的差异，最终采用了起征点全国“一切刀”的做法。而且从基本扣除的项目上看，就是基本生活成本加三险一金，而老百姓最大的基础支出项目如教育支出、医疗支出、赡养支出、住房还贷、保险等等均没有考虑纳入扣除项目。中国目前并不是福利体系健全的社会，上述支出均是老百姓生活中的必需开支，对此视而不见，不能不说是此次个税改革的一大遗憾。

　　三是个税税率调整被一再忽视。个税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并不简单是起征点的调整。事实上，调整税率是使个税政策真正发挥收入调节杠杆的最佳选择，但是很可惜，尽管早在2003年，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就提出应该在适度提高起征点的同时，减少级次、扩大级距并降低税率。但时至新个税法修订出台，税率这个工具依然被严严实实地锁在工具箱里。

　　目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采取9级超额累进税率，最低税率为5％，最高税率为45％。从总体上而言，减少税率级数，降低税率是改革的大方向。笔者认为，低档税率降低，本身就是对低收入群体的政府关怀，中层收入人群体执行较低税率可以藏富于民，而适当降低最高档税率，可以减少偷税行为，使高收入人群体客观上多纳税。许多人认为，税率级数减为4至5级，最高税率从45％降为35％左右，将更有利于增加来自富人群体的税收和调节收入差距。中国的富人约占总人口的20％，但是他们上缴的个人所得税还不到国家个人所得税收入的10％，因为富人的避税能力向来和他们赚钱手法一样优秀。高税率不一定能给政府带来税收的增加，这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一个共识，因为它直接导致各种避税行为的加剧。有研究称，中国富人税收负担几乎是世界上是最轻的，个税对于收入分配调节几乎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