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名少女同遭车祸，为何赔偿不同？不是说人人平等吗？法律为什么不一视同仁对待死亡？”失去爱女的何青志夫妇在悲伤之余，发出这样质问和呐喊。

三伙伴上学途中遇车祸身亡

“何源上学时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2005年12月15日凌晨6时，正在重庆市郭家沱农贸市场大声吆喝叫卖的何青志、谌登兰夫妇，被飞奔而来的邻居问懵了。“白色的羽绒服，咋啦？”“那边发生了一起车祸，有3个女孩死了。其中一个女孩穿的是白色的羽绒服，看起来像是何源。”

何源，14岁，是在城里卖肉的农村户口持有者何青志、谌登兰的独生宝贝女儿。听见这话，谌登兰当时几乎瘫了下去。

夫妇俩慌忙丢下手中的排骨，赶到车祸现场———郭家沱长城公司路段。

此时，天尚未完全亮开，一切都很模糊，但淌着鲜血的现场却真切地刺痛了每个人的眼睛———一辆大货车将一辆三轮车生生地压在了下面，有一件被鲜血浸红的白色羽绒服尤其醒目……

何源在重庆市江北区某中学读书。当天，她在上学途中遇到同校的另外两个好朋友，3个好伙伴上了同一辆三轮车，结伴去学校。

三轮车行驶到郭家沱长城公司上坡路段时，一辆对面驶来的满载货物的卡车刹车不及，车辆失控，发生侧翻，正好将三轮车压在下边。3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凋亡了。

事故善后处理小组很快成立，开始调查事故原因，并对死者进行赔偿。3个女孩的家人先后与肇事司机挂靠单位———重庆铺金公路运输有限公司的代表进行协商。

另外两家先后与公司协商“私了”，各自得到了20余万元的赔偿。当时，何青志夫妇沉浸在中年丧女的痛苦中，想当然地以为，女儿的赔偿，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同样的事故，不等额的赔偿

让何青志夫妇意外的是，当他们就女儿的赔偿进行协商时，一切并不像自己想的那样容易。对方表示，如果按规定的条条款款一笔一笔清算，只能给他们死亡赔偿金5．07万元，再加上丧葬费等费用，顶多赔偿5．8万余元。

刚刚遭受丧女之痛的何青志夫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遭遇同一车祸的另外两个女孩都得到20多万元赔偿，为何自己的女儿死亡却只得到5万多元的赔偿？

夫妇俩怎么也想不到，同一事故中，对生命的赔偿会有不同的“价”。

何青志夫妇得到的权威解释是，2003年12月4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简称《解释》）中明确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20年计算。该《解释》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

而所有交通事故中的人身损害赔偿都得遵照该规定执行。

按此规定，女儿属于农村户口的居民，赔偿的标准是2004年度的重庆市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其他孩子是城市居民，遭遇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时，应基于全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

农村户口的居民因此就和城市居民拉开了长长的距离。重庆市权威统计数据显示，该市全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221元，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535元，这两个数字分别乘以赔偿年限（20年）后，自然产生出近20万元和5万元两个存在巨大差距的结果。

死者何源的户口在江北区的农村，铺金公司的说法并未违背法律规定。

为什么不一视同仁对待死亡？

何志青夫妇突然听到的这个闻所未闻的规定，在他们悲伤过度的心口上再撒了一把盐。“仅仅是因为户口不同，赔偿就存在着如此大的差距，这不是荒唐吗？”何志青夫妇说，“女儿10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城里，一直和城里娃一起上学，为什么她读书时不因为她是农村户口而少收学费？为什么她购物时必须支付完全一样的价格？我们和城里人培养孩子的成本有什么不同？孩子长大了，对社会的贡献又有什么不同？”

根本无法接受这一现实的何青志夫妇大声质问：“不是说人人平等吗？法律为什么不一视同仁对待死亡的生命？”

这样的质问，注定除了宣泄内心的苦闷外，没有其他实际的效果。于是，痛苦很快演化成为悲愤，夫妇俩简直成了“祥林嫂”，想给女儿讨一个公道，讨一个能让所有农村户口的人心服口服的解释。

铺金公司在考虑到何家的具体情况后，主动将赔偿金提高到了7万元。但是，在何青志夫妇看来，这个比规定标准高一点的赔偿金额依然难以填平自己心中的忿忿不平———即使按照新的赔偿方案，7万元和20万元也相距甚远。

最终，肇事方铺金公司赔偿了8万元，加上肇事司机自己出于理解和同情，单独赔偿1万元，何家总计得到赔偿金9万元。

“同命不同价”有望改变

农村孩子的一条命只值城里人的半条命，这样的结果在当地引起众口一词的“声讨”，相关规定也备受指责：农村人的命就比城里人低一等吗？！知晓此事内情的居民纷纷表示，很难理解也无法从感情上接受这样的法律规定，呼吁让这样的“同命不同价”的规定尽快得到改变。

然而，有一种理解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明确规定，“死亡赔偿金”的内涵是对受害人收入损失的赔偿，据此，“死亡赔偿金”应被界定为财产性质的收入损失赔偿，而非精神损害。按损害与赔偿相一致的原则，对侵权行为造成的财产损失，应按照损失前后的差额赔偿其交换价值。因此，“死亡赔偿金”不应简单等同于对生命、人格的赔偿，甚至可以部分地理解为对死者劳动力价值的赔偿。

基于这种理解，“死亡赔偿金”的数额本来就不应当等同，在赔偿参数设置的问题上，应尊重我国的现实国情，尊重客观存在的城乡差别。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戴军透露，重庆市高院拟出台《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指导性意见》，在城市有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并实际居住达到一定年限的农村居民，其损害赔偿标准有望和城镇居民大体一致。

这一尚未变成现实的规定，即使并未实现农村人和城市人的死亡赔偿标准的绝对统一，但毕竟是朝着人们期盼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唐中明 记者田文生）

记者采访手记：

赔偿为何要分三六九等

搭乘同一辆三轮车，3名花季少女遭受同一次车祸，然而，给农村户口少女的赔偿不及她的城市同学的一半。“死亡赔偿也要分出三六九等？”“难道农村人一生下来就低城市人一等吗？”重庆知名律师周立太发出最有代表性的诘问。正如文中所提，现有关于“死亡赔偿金”的制度安排备受争议，其确立了城乡分立的结果，导致的城乡差别很难让人接受。

时代在发展，重庆正逐步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二元化结构，实行城乡户口一体化户口登记制度，该制度安排已经进入实践操作层面。全国各地，类似举措层出不穷，关于死亡赔偿金体现城乡差别的有关规定的解释，至少在表象上，显得与户籍制度发展趋势很不协调。

同时，我们不能无视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的现实。这场现代化进程中影响深远的洪流卷入的参与者甚至数以千万计。我们在感叹进城务工农民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应看到他们的实际生活与城市人口相比，并没有统计数据所体现出的那么大的差距。因此，遵照侵权法中的“填平损害”的原则，如何公平确立在城市长期务工的“死亡赔偿金”参数，值得立法者深入思考。

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能否从立法层面，将有足够证据证明在城镇连续居住一定时间并在此固定生活、工作的“农村居民”，参照“城镇居民”赔偿参数执行？

盼人间和天堂少“标签”。人们期待着尽早实现“同城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