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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要说徐萍开始萌动卖身之初，就是因为三个弟弟“要读书”，“在我们这个村里，只要有普通人家的孩子考上大学，几乎没有不会变得更穷的。” 徐萍的大弟弟读大学，二弟和三弟读高中，三个人的学费一年至少2万元。这就说明了现在许多农民因为高额的教育经费而返贫，高额的教育经费已经成了中国农民致富的一道障碍。如果从徐萍的血与泪卖身钱来缴高额学费中，对于现在还津津有味地教育乱收费的人难道不“脸红”？
徐萍卖身的另一原因是因为父亲徐恩怀积劳成疾，不但欠下上万元医药费，而且身体再也无法承受高强度的工作。高额的医药费直接导致了徐家雪上加霜的境况。她一边向学校借钱一边坚持教课。回家时发现母亲已患上妇科病血崩，血流了一个月，却舍不得花几百元去挂吊针。没有了工资的她“眼睁睁地看着妈妈的血不断向外流，身体不断地干瘪下去”。徐萍“就瞒着家里人豁出去了”，“我想可能是我前世欠了他们的，所以今世要还债。而且身体是父母给的，我用身体去偿还欠他们的债”。对于现在还在制造“天价药费”的人难道不“脸红”？
“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现在仍是一个难解的题，徐萍家还是“单层红瓦砖板房，白色泡沫塑料箱四处垫放在屋梁下，她的父亲徐恩怀说这是雨天时用来接屋顶漏雨的，家里没有财力修缮日渐老化的屋顶。”在中国还有多少“这个缺乏抗风险能力的农民”，因出现一些天灾人祸而一贫如洗。2001年，中专毕业的徐萍当上了一个乡村小学的代课老师。这一年她买了300包榨菜，吃了一个学期。为了生活在徐萍的记忆中，带着赴死的决心走入房间的，“当时，我只是紧闭着双眼，脑子里一片空白，就像个木偶，任人摆布。木偶是不会痛的，但我的心跟着我的身体一起痛。”事后她得到了300元。以后每一次“生意”，她都会深深吸口气，安慰自已：“死就死吧，反正就半个小时。”我想现在一些腐败官员整天吃喝嫖赌，一掷千金，挥金如土，这些人难道不“脸红”？
徐萍的卖身的痛，不知是否能使这些人“脸红”的人能够有所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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