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知名的法学教授近日赴最高人民检察院履新，被舆论称为今后中国法治领域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有机结合打造了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标本， 一时间，法学家从政成为佳话，法学家从检夺人眼球。最高检此“开创之举”空前绝后，让法学家不再是法学家而成为了检察官，让理论不再成其为理论而直接进入了实践。此举可谓高屋建瓴，媒体叫好之声不绝，我们也不得不为之“叫好”。

    我们之所以为之“叫好”，理由有三：一是像这样的所谓法学家就早该退休或转业了，他们本来就没有能力构建“检察制度、检察理论”，吃着闲饭茫然空谈只会贻误中国法治，还不如让他们趁早转业的好，到了检察机关干些实事，也可为民造福为己敛财，何乐而不为？二是这一“开创之举”从根本上改变了“检察机关宪政地位”，任命检察官再不需要通过人大了，初任检察官可以不需要通过司法考试了，检察机关真正“独立”了，何其壮哉？三是这三位法学家转业做了“检察官”打破了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的真正界限，法学家可以越俎代庖直接对司法实践发号司令了，实践工作者可以不用思考不用研究不用学习了，司法经验可以被理论直接取代了，一切变得轻快而简捷，我们怎敢不为之“叫好”？

    “叫好”之余，我一直在想诸葛亮委派马谡带兵的故事。参谋就是参谋，将军就是将军；参谋做将军需要条件，将军做参谋需要水平；不是普遍适用，不是人人可为。法学家乐哉乐哉成为“检察官”，打破任职底线，突破宪法原则，拼命精神可嘉，“开创之举”可贺，可惜拚出了中国法学的短视，创出了中国法治的悲哀。我不知道，明天中国法学、中国法治将走向何方？因为法学家开始转业了，本来就没有思想的中国法学将连灵魂也没有了，短视和盲动将成为必然；原本依靠实践中的法律人还可以拯救一下司法危局，可这些法学家为了逃命转业连宪法精神也不要，没有了宪政可守，岂不是法治的悲哀？

    不论怎样，我们还是要为此举“叫好”；毕竟这是一大“改革”、一大“突破”吗！昨天成为故事，今天制造笑柄，改革超越法律，突破没有规则，法学家开始转业，检察官正在兴旺，一切变得玄玄乎乎，也许中国法治的美好明天就在这样的玄乎之间实现了。我们怎能不为之“叫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