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真死了。这原本是恶有恶报的事，难道也能够算得上一条有什么特大价值的新闻么？难道他还不该死么？如果不是一个人只可能死一次，以李真之恶，死一次够么？一个曾是省委书记的贴身又贴心的秘书，一个曾被正式列为省委、省政府及国家税务总局的“双料”省级后备干部，今天被押赴刑场走上了不归路，这既是反腐斗争的成果，又不能不说是一种尴尬和悲哀。作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能高兴得起来么？于是，我的心里便多了几分难以言状的酸楚。

　　说实在的，自从李真被立案查处和宣布程维高被开除党籍以来，有关这方面内容和消息的电话几乎天天不断。尽管这些朋友们都是一片好心，说的也都是些朋友间的知心话，但我确实感到有点烦。因为是非已有定论。我不想把自己拖入那黑暗阴森的回忆隧道中再去从感情上折磨自己——十年的凄风冷雨已把我吹入了老年人之列，步入该以健康为“第一要务”的年龄了。

　　当然，有了这位好心朋友的提醒，我还是抬头着意地看了看案头的日历。在我这个因年龄原因已变得记忆日衰反应迟钝且已近钙化的脑际中，继深深地记住了公元２０００年３月１日（李真被“双规”），２００２年８月３０日（李真被一审判处死刑），２００３年８月９日（新华社发布程维高被开除党籍的消息）这几个特殊的日子之后，又牢牢地记住了今天——公元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３日。

　　仰坐桌侧，闭目凝思，往事如烟，五味翻涌。我们昔日那位拔山盖世、气贯山河的领导，连同他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号称“二书记”的秘书就如此在河北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么？“男儿有泪不轻弹”。而偏偏在此时，我那几滴不争气的泪水，死皮赖脸地渗透了本已双睑紧闭的堤防……。

　　太熟悉了——包括我对他们，也包括他们对我。如果从任市委“一把手”算起，我曾在程维高的手下工作了十余年。曾听到过他多少次理正气雄的“教导”，又曾对他政治上的敏锐性和工作中的魄力有过多少次的明称暗赞，我实在是说不清。就是连这个年龄几乎小我一辈的“二书记”李真，因为他那一句“咱们都是张家口出来的，你有事尽管说，今后相互之间应多加照应”拍肩膀的话，曾使我涌动出几多的感激，甚至也曾使我萌生过在今日看来是十分幼稚甚至有几分可耻的“非分”之想。但最终我与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虽然这是一种不为外人所知的痛苦和意料之中的牺牲，但我又不得不做出这种无奈的惟一抉择。我并非因有什么先见之明而在十年之前就采取了规避风险之策。当时我并没有更多地去考虑一旦“同流”就必然会“合污”的后果，也尚不知他们到底会“污”到什么程度，更没预测过今天能看到的因“污”所带来的悲惨结局。

　　我觉得自己虽然算不上聪明，但还不算太蠢。凭心而论，我非常愿意和我的顶头上司搞好关系——如同我希望我的下属与我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一样。这样无论与公与私，都是“双赢共利”。但是我未能做到。也许这与我是学经济专业的有关。大学上的是“财迷（贸）”学院，难免骨子里渗透了几分“吝啬”，遇事好算经济账。我计算了一下成本，如果要达到上述目的，它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已经大大突破了做一个堂堂正正人的道德底线。我不可能为一己之利和一时之“荣”去搞政治上的投机钻营；不可能为攀权附贵去无原则地投其所好；更不可能通过昧着良心去骂一些善良的人而去搞人身依附卖身投靠。何况一介靠薪水度日的腐儒，不可能拿出巨资去搞政治上的交易——因为据我所知，类似李真这种人，要想进入他这个“圈子”，仅“进门费”对我来说就可能是一个天文数字。这笔本钱无论如何我是花不起的。况且这笔投入日后又必须是要靠肮脏的非法所得来补偿的！古人对“嗟来之食”尚且不屑一顾，共产党人岂能行刮脂吸膏之为！

　　幸哉！随着今天这场演了十余年的大戏幕闭曲终，我忽然意外地感到了我还有几分可爱的聪明之处。在当年的“三讲”中，曾惹得我拍案而起的那个野蛮地把“不讲政治，不讲原则”的大帽子扣在我头上的人，今天总算把他的那套“政治”和“原则”讲到了尽头。虽然他对这个结局也许是绝对想不到的，但已是无奈中的最佳和万幸了。固然因被开除党籍而宣布了他政治上的死亡；固然因取消了正省级待遇丢尽了脸面；固然因万夫所指煞掉了往日那不可一世的威风，但若细算一算经济账也许他觉得还是很合算的。对他过去到底非法获得了多少不义之财，因无可靠证据我不敢妄测。但仅就工资收入而言，虽然被取消了正省级待遇，据说还保留了副省级待遇，且工资也未必降低。而且既然已被清除出党，每月倒节省了一笔交纳党费的支出，无形中几乎又相当于提了一级工资。作为他这种人，也许还会心中窃喜呢。

二

　　近年来，随着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全国的大案要案到底已查处了多少起，我没有认真地去统计过。况且这原本也不是作为我这样一个省审计厅长的事。我仅知道案件之大——大到涉案资金可数以亿计；案件之“要”——可“要”至省级党政要员乃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可能是因我的孤陋寡闻，眼光常囿于河北及身边之故，我总觉得社会舆论对任何一个案件的关注程度都不如对程、李一案之高：案发前社会上就早已传得纷纷扬扬，案发后各界又议论纷纷，结案后不少媒体仍在口诛笔伐。就连种地的平民百姓，提及此事也要诅天咒地地大骂一通。这种说怪而不怪的现象难道还不发人深思么？

　　我本不想再就这个案子说任何什么。这不仅因为是无情的历史已就鹿马之争作出了公正的结论，而且因为我自立的为人道德之一是不做落井下石的损事。我曾有过“三忌”的自律：一忌讲死人的是非——死人已口不能辩；二忌与政治上已失势之人去斗——对已落水者应持宽容；三忌与无赖之徒辩是非——与这种人去争是论非远不如对牛弹琴。据一些专业人员讲，对牛弹琴能让乳牛多产出几斤高质量的奶来。而与无赖之人论是非不仅永远是徒劳无益的，而且还会有把自己不自觉地列入无赖之徒行列的恶嫌。但今天看来我还是要犯自立之“忌”了——只因为李真这个人物太特殊了。

　　李真锒铛入狱后，往日不可一世的土匪霸气失灵了，呼风唤雨的邪功被废了。但从作为反面教材而录制的资料片中，他那一双令人非常熟悉的狡黠的眼睛还在一刻不停地转动着，苦苦搜寻着任何一根可捞到的救命稻草。当铁证如山的事实摆在他面前时，当当年那批狼狈为奸的狐朋狗友们为保自身而相继倒戈后，当他那抱有最大希望的后台老板因自身难保期待救援无望时，顽固对抗侥幸过关的堤防终于溃崩了。

　　然而李真终究是李真，到底是处处与众不同。就是在高墙内，为了求生，他仍能把他的“聪明”发挥和表现到极至：先是“坦白交待”以求从宽；后是“揭发他人”以示立功；接着又深刻“剖析”自己，流着几滴鳄鱼泪搞了个看似入木三分动人心魂的“心灵的忏悔”以警示墙外之人。更可笑的是最后竟然向中央提出了一个滑稽可笑的“反腐建议”。

　　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我从李真的所“言”中，却看不到有何善可陈。他的所言惟一的目的是以“将我处以极刑，谢罪国人”的无奈而虚伪的乞求，梦想爬上求生的彼岸。他在费尽心思写就的“心灵的忏悔”中说，“连我本人也通过如此坚决地查处此案，又再次产生了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戴着冰凉镣铐的李真在望乡台前忽然又想起了信念和理想，你信么？在记者的采访中他讲到，“如果现在把我放出去，再开展‘三讲’肯定对我产生触动”。你认为这可能么？你能信么？在他向中央提出的“非常之举”的反腐建议中讲到，“对大部分确已真诚悔罪彻底交待问题的腐败官员可记录在案，给他们一次悔过自新、戴罪立功的宽容机会”，“这些人被组织宽容处理后，只有产生对党恩感激涕零、努力回报的心态”。面对如此荒唐绝伦的建议，面对地狱门前的这篇鬼话，你还能信什么呢？我所信的只剩下一点了——就是李真在千方百计地不想死，想得到“宽容”，梦想营造一个一群万夫所指的腐败官员对党恩感激涕零，努力治国安邦回报社会的局面。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杂乱无章的思绪间，依稀记起了元代散曲家乔吉的一首为贪官画像的“山坡羊”小令——“冬日写怀”。曲曰：“朝三暮四，昨非今是，痴儿不解枯荣事。攒家私，宠花枝。黄金壮起荒淫志。千百锭买张招状纸。身，已至此；心，犹未死。”李真这个贪官“痴儿”确实已用千百锭买了张招状纸，但虽“身，已至此”，然“心，犹未死”。根本未想到过死的人，其言不善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

　　记得在几年前一次朋友相聚小酌的闲谈中，我就断定李真会犯事的，只不过是时间的早晚而已。而且当时就曾预测，犯事的时机应当是在他的后台老板退隐或倒台之后。最后的结果还是有幸被言中了。

　　“多行不义必自毙”。李真的下场只能是如此。但对李真为什么走上了这条“自毙”之路，不少人谈到了他的世界观。就连他自己的“忏悔录”中也写道：“忽视了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使理想和信念产生了动摇”。开始我觉得这种分析倒也不无道理。但思虑再三，又觉得和这种人谈什么世界观、人生观总有如背负冰之感。这种人也配谈什么世界观和人生观么？虽然“世界观”和“人生观”在汉语中仅是一个算不上什么神圣的中性词汇，但我仍觉得这两个词从李真口中讲出来，不啻是对汉语词汇的一种莫大亵渎。尤其看到李真关于“我对党的理想、信念产生了动摇”的梦谈时，我不由地在想：他真的有过党的理想和信念么？他知道党的理想和信念是什么么？

　　李真心灵深处的理想和信念到底是什么，只要稍微追踪一下他在短暂的人生路上留下的两行歪歪斜斜的足迹，我们倒也不难知一二。

　　李真自称出生在张家口的一个老革命高干家庭。我是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在张家口工作生活过二十余年的人，仅在地委任职即达九年之久。但从未听说过这位老革命的后代到底有多少值得炫耀一番的光荣家庭背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倒是，凭着他那有特异功能的嗅觉，搜寻到了一个曾任省级领导，当时已在京城休居的“杨伯伯”。三来两往，死缠硬靠，已过而立之年娶妻生子的李真竟然当起了人家的“干儿子”，一个已自食其力的五尺男子汉竟死皮赖脸地半路成了根本不用养的杨家“养子”。于是开始追着屁股到北京上门搞家政勤杂服务，到医院陪床“尽孝”。由此看来，他所吹嘘的原来的革命高干家庭的底子还是太薄了些，不足以唬人，于是便想方设法攀上了一门真正是老革命高干的干亲。狂妄至极的李真为什么能张口称别人“干爹”，动机应是路人皆知了。以李真的精明，绝不会无缘无故地去随便捡一个“干爹”。若是路边有一位老乞丐，不要说李真喊他干爹，就是乞丐喊李真一声亲爹，大概所换来的轻则是白眼口水，重则腿踢脚踹。就连自己那不是“革命高干”的生身母亲，为了在家中给儿子解乏板脚，动作稍微慢了一点，换来的还是一顿“你他妈的快点行不行”的臭骂，何况对其他无用之人！李真是精明绝顶的。他的这笔投入在日后升迁路上终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李真在监狱中说，“我曾是一个热血男儿，青年时代就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当作座右铭，参加工作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拼命工作，视党的事业如生命……”你能相信这会是真的么？

　　据现在查阅到的李真当年在张家口地区柴沟堡师范学校物理四班就读时的资料，时任李真班主任的武××连续三年在李真的操行评语中都毫无例外地写下了“缺乏性格修养”，“需进一步加强纪律观念，注意同学之间的团结”的字句。后经审理查明，他的硕士研究生学历，他调离张家口市时的“正科”级别，甚至连同他的党籍统统都是假的。难道这种明目张胆地欺骗党组织的造假之人还会有什么党的理想和信念可言么？连蠢鬼都不会相信！

　　公平而论，李真作为一个天资聪明的人，应当也是有其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只不过他的这种世界观和人生观与他所说的“党的理想、信念”是风马牛毫不相及的。他真正的世界观可从他的自述中找到最现成的答案。“当初我在工作岗位上也确实想通过自己的拚搏使工作更为出色。但干好工作的同时却缺少纯洁高尚的情操，心灵深处有一种强烈的功名欲望”。他费尽心机地利用他作为河北省业余围棋三段所熟悉和惯用的灵巧腾挪之术，通过困境中的左冲右突，硬是把一条喘困沙滩的“恶龙”作活了：先是从柴沟堡师范到涿鹿县果树场，再到张家口电子研究所、市计经委；继而因搞得人际关系紧张被清理出机关下放到市油厂。正在人生路上屡屡“遭挫”走投无路时，天上掉下了“杨干爸”，通过“杨干爸”的资历影响和多方疏通推荐，李真终于完成了从山城到省城的跨跃和从一般职工到“河北第一秘”身份的飞跃。

　　恶龙入海，波涌浪翻。权力一到李真这种人手里意味着什么？还是他自己作了最确切的注释。“权力就是金钱”，“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拿１０００万元钱，我也不换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就是滚滚不断的财源”。一贯好说假话大话的李真这次倒是说了一点儿真话实话。在世风不正的环境中，像他这种贪得无厌的人，在这个位置上稍稍玩一点弄权之术，搞上个千八百万的绝对是易如反掌的事。何况除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以外，更有一种他所追求的“威风”所在。正如他自己毫不掩饰地讲的，“不要说我，就连我的３８号车，走到哪里都受到尊重，谁敢惹？”至于做一名“封疆大吏”甚至要出阁入相的梦想未等到黄粱饭熟，随着铁铐的咔嚓声响即泡裂烟消。

　　李真不仅在时刻想着金钱，而且也一刻不停地在不择手段地捞着金钱。仅从已认定公布的犯罪事实中，短短几年，就索贿、受贿、侵吞国有资产达千万元之巨。在他风闻要被立案查处的风声时，立即想到应尽快把脏款转移到境外。但一看箱子里的钱还不满，马上向一个想承包某工程的老板强行预收回扣５０万元。把这个箱子装满后，把多余的钱放在了另一空箱内。当某记者问他“要是不进来，会不会还要把那个箱子的钱也装满”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想会的，人的欲望就是这样无度。”这才是李真的世界观，人生观的真实写照。

四

　　得知李真死讯后的几天，我一直在想：他的白发亲娘知道自己的小儿子获罪而死，这也应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了。老人的心理是否能承受得了？又想到了他那尚在小学上学的儿子，在孩子们中间会不会因有这么一个因索贿受贿被正法的爸爸而受歧视？他是在想他的爸爸，还是在恨他的爸爸呢？法律是无情的，但血脉之情又是难以扯断的。一人犯罪遭诛，客观上又伤害了上下两代人。作为生母，或许尚有“子不教”之过，而三尺顽童何辜之有？这应是李真罪恶之外的罪孽了。

　　当然我想得更多的是在李真目瞑之际，他是否真正完全搞清楚了自己的死因，是否真正死得明明白白。

　　路是自己走的。李真的死是自己找的。这一点不会有什么人持多大异议。石头不能孵出小鸡的道理人们都是懂得的。但还有一点也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再优质的鸡蛋不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也是变不成小鸡的。

　　我虽然说不清“人之初”是否都属“性本善”之列，但我敢肯定，李真绝不是专门作为天生的死囚犯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也许李真少时即有恶习，但远不会罪能及诛。今天所有的真正够上量刑治罪的事，都是发生在他任省委书记秘书之后的短短几年间。虽然李真的犯罪有其狡猾隐蔽的一面，但我认为他并不是一个伪装得很巧、隐藏得很深、不易被人识破的人。他更不是因为有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壮举而被耀眼光环罩身令人炫目难辨的人。像他这号人，就是把路人皆知的路边车内嫖娼的丑闻、把酒戏骂“诸侯”的痞气等都忽略不计，难道我们那位善于“明察秋毫”，甚至连在换届选举中自己丢掉了谁的票都能监督得一清二楚的领导，对李真的劣迹竟真的一无所知么？绝对不是的。李真是在边搞腐败中边被提拨、在边被揭发中职务迅速高升的一个最典型的人物。

　　据我所知，当年提拔李真当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时，常委中就不只一人持有极大的异议，明确表示不赞成。而程维高一意孤行，反而把善意提出不同意见的人视为眼中钉，最后把这些人搞得退的退，贬的贬，走的走。当中纪委把反映李真严重问题的信件转到程维高手上时，他不仅不查，反而对反映问题的人大加指责，认为是有意和自己过不去。并且两次亲自给中纪委写信，信誓旦旦地担保李真没任何问题。当中央“三讲”巡视组进驻河北，一些曾任省委领导的老同志把程维高和李真的一些问题如实反映以后，他不仅不认真反思，而是大发雷霆，倒打一耙，说这些人居心不良，搞人身攻击，损坏他的名誉，并扬言要诉诸法律，将这些人告上法庭。

　　历史是无情的。虽然程维高并没能把别人送上法庭，但最终还是有人被押上了法庭。只不过最后坐在法庭的被告席上被绳之以法的是李真；最后因为为子谋利、打击报复、包庇纵容秘书犯罪等严重错误被绳之以纪的是程维高。李真是自己走上犯罪路的，这一点毫无疑义。只不过是在李真驾驶的这台驶向断头台的囚车的行驶途中，程维高不仅拆掉了车上的刹车装置，而且还安装上了一个加速器。

　　李真之死，罪有应得！李真之死，程维高其咎难辞！

　　一个人一生走什么路固然最终是由自己选择的。但在李真案发后我就一直在想，像李真这种劣迹斑斑的人是如何成为“双料”省级后备干部的？当年的“三讲”教育活动搞得如此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动员、学习、剖析、评议、整改，一环紧扣一环。而以全优秀票顺利过关的李真，在“三讲”结束不到半年，在获得省级优秀公务员、在大会主席台上光荣领奖不到两个月就进了班房。李真案牵连到的县处级以上干部数十名，哪一个是在“三讲”中讲倒的？谁能就这些问题向老百姓作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和交待？

　　记得是１９９９年１０月，各新闻媒体大字标题大篇幅报道：全省国税系统提前一个季度超额完成了全年税收任务。国家税务总局致电祝贺，省局开大会庆功，国家税务总局的主要领导、省几大班子的要员纷纷到会捧场。而到头来却是三年虚收１２．３亿，让李真倒台后的接任者又足足消化了三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是，难道如此多的高水平的高层领导，又有诸多部门的考察考核把关，都统统被一个小小的李真轻易蒙蔽了么？

　　据省内某媒体报道：“李真借３６岁生日大摆‘寿宴’，有多位市委书记、厅局长亲自或派人前来送礼，借机炫耀自己，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按时间推算，这应是１９９８年的事。借摆寿宴炫耀自己或大敛其财对于李真来说已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所不正常的是参加寿宴的某些人。当时我虽在程维高的“特殊关照”下已不任市委书记了，但仍任厅长。如此众多的书记、厅长前去送礼，如此“盛大”庆典我却一无所知！当然这是一句废话。因为我清楚得很，一是我知道李真所通知赴宴的名单中绝对不会有我的；二是李真也知道，像我这种又臭又硬的不可教化之人，他也是请不动的。别的暂先不说，只说年龄，凭什么一个论岁数足可以为其父辈的人去给一个毛孩子祝寿？难道不怕晚辈折寿不成？

　　李真在监狱中对记者讲：“我因特殊地位，到下面去检查工作，都是地市级领导开着警车到他们地界去接我，然后住高级套房，可以说到哪儿都是鲜花美酒”。他没有说是不是还有美女。就连李真“你他妈的真牛啊”的一句话，就把一个时任石家庄市副市长的张二辰吓的屁滚尿流，立即到李真家送上厚礼，拉住李真母亲的手叫“亲娘”，于是不久便坐上了市长的宝座。一些人竟如此“畏惧”李真，背后究竟是什么，这已是不言自明的事了。
    
　　说完以上的话，我忽然感到沉重的心情轻松了许多。这种轻松绝对不是任何一种幸灾乐祸的愉悦，反腐成绩的辉煌绝对冲淡不了党内腐败存在的悲哀。我所轻松的惟一原因是，原先总因为自己的天生愚钝和顽固不化而暗悔不已，而今天却觉得这种愚钝和顽固不化倒真的还有几分可爱和可庆幸之处。

　　李真自己亲手铺垫了通向死亡的罪恶之路。程维高的宠护恰恰为李真编织了一个为所欲为的保护网。某些人的吹拍逢迎则加速了李真在死亡之路上丧失理智忘乎所以的狂奔。

　　李真是一部难得的人生教科书。但愿永远不再看到李真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