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是人大代表，在为检察机关所取得的反腐战果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我会建议：应将贪官污吏被追缴的赃款、没收的财产、判处的罚金，剔除依法应发还受害者的那部分，统统划入国家扶贫基金，专款用于扶贫帮困。

　 我有我的理由。其一，“赃款扶贫”有利于被玷污的权力纯化和被寻租的权力归位。不论如何巧取豪夺，贪官污吏聚敛的赃款，无不都是民脂民膏。既“取之于民”，就当“还之于民”。当然，不能还之于行贿人，也不必还之于我等衣食无忧的工薪阶层，而应还之于最需要社会救济和保障的困难群众，这样更能体现党和政府“权为民所用”的执政理念，也更符合纳税人支持公共事业的真实意思。实际上，被贪官污吏拿来寻租交易的那部分公共权力，本就应该完完全全用于为民造福、为民谋利、扶弱济困。

　 其二，“赃款扶贫”有利于重构公平与和谐的公共秩序。贪官污吏以权谋私、纳贿敛财，不但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而且，他们滥用职权，踢开市场规则，为自己和他人非法掠取、挤占公共资源，与民争利，更是放大了“富者益富，穷者益穷”的“马太效应”。福建周宁县的“三光书记”林龙飞受贿案就很能说明问题。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县太爷”，不仅疯狂敛财464万余元，还为“进贡者”批地、承揽工程办了不少“实事”，而在他当政的5年里，县财政赤字竟高达1．04亿元，百姓人均年收入仅为840元！（据2004年4月16日新华社消息）社会分配不公固然有体制等方面的原因，但一些官员腐败，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滞后、人民生活困苦的“倒车挡”。

　 事实证明，贪官越多的地方，各种矛盾和冲突就越多，社会也越不和谐。“赃款扶贫”，让穷人看得起病，让穷人的孩子读得起书，既可有力平抑这种反规则导致的社会不公，也能有效缓解由此而引发的民怨。虽然，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不能指望“赃款扶贫”来缩小，但至少为我们在腐败“重灾区”修复清明政治、重构和谐社会确立了价值取向。

　 其三，“赃款扶贫”有利于以监督为核心机制的廉政建设。对于职务犯罪案件中追缴的赃款、赃物及没收的财产，现行的处置办法是“上缴国库”。至于司法机关到底缴没缴国库，缴进国库后如何管理、开支，透明度较低，也缺少监督。而如果将它纳入扶贫基金，实行专户管理，一来可以将其置于严格的监督之下，确保专款专用；二来可以发挥它的警示作用，教育党员干部，震慑贪欲之徒，为廉政建设助上一臂之力。

　 其实，“赃款扶贫”也好，“杀腐济贫”也罢，只不过是廉政建设的一个部件改进，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细节设计。笔者不揣浅陋写下拙文，意在诤谏我们的一些为官者“心中常念农桑苦，耳畔犹闻冻饥声”，真正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服好务。